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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美国政府提出的对华外交政策。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主要内容是:(1)对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 (2)各国货物一律按中国政府现行税率征收关税;(3)各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对他国船只、货物运费等不得征收高于本国的费用。次年7月又提出“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一项。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上此政策正式得到各国承认。

北洋政府时期重要金融事件之一。又称金佛朗案。一战结束后,法国通货膨胀,法郎贬值。法国为了使庚子赔款不受法郎贬值的影响,曲解条约上“金法郎”一词,要求中国按金质法郎,而不是金本位法郎支付赔款,同时以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为条件,要求北洋政府遵照执行。1925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屈服,接受了法国的要求,以未贬值的美元支付庚子赔款,中国由此多支付关银6200余万两。

“苏维埃”一词是俄文“Cobet”的汉语音译,意即“代表会议”或“会议”。苏维埃制度是苏联的政治基础,是俄国劳动人民在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政权组织形式。苏维埃在的领导下,不仅可以立法,还可以直接派生行政机构。城市和乡村的最基本生产单位都有苏维埃,列宁称之为“革命政权的萌芽”。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告俄国公民书》庄严宣告:“国家权力全部归苏维埃”。这样,苏维埃成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国成立后,建立的政权也称为“苏维埃”,但其原意已经不明,成了的政府的代名词。

为提高国民知识和道德,过合乎礼仪廉耻的新生活,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中心准则是“礼、仪、廉、耻”。从改造人们的衣食住行入手,具体标准是“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追求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运动有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主持,在全国1300多个县设立了新生活运动分会,成立了总人数达10万人以上的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后发展到40万人以上。新生活运动有控制民众的一面,也在抗战爆发后起到了一些战时服务、救济等作用。

日本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愤怒。然而,美国政府不仅不谴责,反而口口声声说要保持“友好公正的立场”。美国务院甚至宣称,“中日之间的武装冲突给和平和世界进步事业带来严重的打击”,双方应负“共同的责任”,公然偏袒日本侵略者,英国政府也对日本采取姑息、怂恿的绥靖政策。他们妄图利用日本侵略军来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以牺牲中国来换取自己的利益,该行为二战爆发前英法与德国签订《慕尼黑协定》的绥靖态度相似,因此被称为“东方慕尼黑阴谋”。

约瑟夫·史迪威(1883—1946):美国佛罗里达州巴拉特卡市人。1904年西点军校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1926—1929年出任美军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营长、代理参谋长,晋升中校。当时马歇尔任该团副团长、代理团长,两人在此结识。史迪威曾多次来华,会讲中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战,史迪威于1942年晋升中将,并被派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分配美国援华物资负责人等职务,后被晋升为四星上将。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成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1938年7月正式成立。4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为咨询机关,有听取国民政府施政报告、询问、建议之权。但所通过的决议案对国民政府并无强制执行的权力。遴选的参政员大多是员,只有极少数是中国和其他党派的代表。7月,第一届参政会在汉口召开,156名参政员出席了会议。通过了《 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 》等决议案,发表了《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宣言》,并选举了驻会委员。初期,由于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努力,国民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后来由于推行消极抗战政策,逐步丧失其进步作用。抗战胜利后,国民参政会成为的御用工具,终于1948年3月宣告结束。

抗日战争的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台湾民众的一次政治事件。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是,政府接管台湾后,在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在经济上以“接收”名义抢劫台湾企业,建立官僚垄断经济,残酷剥削台湾人民。1947年2月27日,台北发生缉私人员殴打女烟贩并打死一名与之评理的台湾同胞的血案,引起台湾人民的愤怒,成为起义的导火线日,台北人民举行罢市和示威游行,提出惩凶、赔偿、取消专卖局等要求,遭到军警。斗争很快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在台湾大部地区的机关被推翻。一面组织“处理委员会”进行“调查了解”,以欺骗群众,一面急调军队进行血腥。起义最后失败,部分起义领导人逃到香港,于同年11月发起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作为领导台湾人民继续反对统治的政治组织。

日内瓦会议是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1954年2月18日,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会议达成协议,建议在日内瓦召开由中、苏、美、英、法以及有关国家参加的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会议分为两部分,交叉进行。4月26日至6月25日,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日内瓦会议是一次成功的会议。这次会议对新中国来说是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的。通过这次会议,印度支那的战火熄灭了,越南北部完全解放,这就再一次打乱了美国从朝鲜、台湾、印度支那三条战线威胁新中国的战略部署,巩固了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通过这次会议,世界看到了同美国所掌控的安理会形容的的完全相反的新中国形象,看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中国外交风格,看到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看到了在处理国际问题当中新中国的分量。

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党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该决议。该决议对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做出了官方的全面总结;对这一时期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特别是的历史地位,做出了官方的基本评价。该决议和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起,被认为是中国建党以来的两个最为重要、最为权威的内部历史文献,都起到了对有争议的党内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等一系列作用。

(一)相同处:(1)具体就两次国共合作而言,第一次国共合作是由于辛亥革命以后,“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的情况促使国共合作扫除封建障碍。第二次国共合作则是面对日本全面侵华,中国面临亡国的危机,为了共同抗日,解救中华民族危机而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都无法单独完成的但都共同面对的任务而实现合作,这是从国共合作的原因上讲的。

(2)共产国际积极促成,中共的推动下实现。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一起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这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共倡导和制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其中共产国际也出了很大的力帮助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

(3)在国共合作期间都曾发生的摩擦事件,且最后都是发动的破裂统一战线的行动。

(二)不同处:(1)两次合作原因中任务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开展了大革命,进行了北伐,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国民会议运动,扫除封建军阀。而第二次合作主要任务就是反抗日本侵略。

(2)两次合作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第一次是党内合作,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没有自己的武装军事力量及政权。第二次国共合作吸取了第一次的经验教训,掌握了自己的武装军事力量和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政权即陕甘宁边区政权。

(3)中共在领导权问题上态度也有所不同。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中央为了能够维持国共合作,不重视甚至放弃领导权,以退让求团结。抗日时期,中共中央坚持用拳头回复蒋介石的行为,坚持领导权,以斗争求团部。

(一)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标志,是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商办企业的出现。产生的主要途径:第一,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和买办,除了投资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之外,有的也独自投资经营近代企业,创建了一批纯粹由私入经营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成为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二,少数手工工场或手工作坊,通过采用机器生产,走上了发展近代工业的道路。这种情况较少,而且他们的资本很有限。

当时出现的比较出名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上海发昌机器厂、继昌隆巢丝厂、贻来牟机器嬙坊、同文书局、天津自来火公司、通久源轧花厂等。

第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过程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主要不是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生产的阶段而产生的,大部分是在外国资本的入侵后,工场手工业遭到破坏和自然经济加速解体的情况下,由官僚、地主、商人、买办直接投资创办的。第二,工业布局不合理,大部分集中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尤其以上海最多,广州、武汉、天津次之。

第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投资少,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主要集中在投资少、利润高的缫丝、火柴、面粉等轻工业部门和小型采矿业,机器制造业微乎,其产业结构严重失调。

第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遭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发展道路极为艰难。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资金、设备、原料和产品销售方面不同程度地依赖外国资本主义;在企业开办、关税、厘金及专利方面,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与本国封建势力或多或少地保持一定联系。所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以及本国封建主义之间,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又保持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9世纪末美国政府提出的对华外交政策。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主要内容是:(1)对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 (2)各国货物一律按中国政府现行税率征收关税;(3)各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对他国船只、货物运费等不得征收高于本国的费用。次年7月又提出“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一项。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上此政策正式得到各国承认。

北洋政府时期重要金融事件之一。又称金佛朗案。一战结束后,法国通货膨胀,法郎贬值。法国为了使庚子赔款不受法郎贬值的影响,曲解条约上“金法郎”一词,要求中国按金质法郎,而不是金本位法郎支付赔款,同时以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为条件,要求北洋政府遵照执行。1925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屈服,接受了法国的要求,以未贬值的美元支付庚子赔款,中国由此多支付关银6200余万两。

“苏维埃”一词是俄文“Cobet”的汉语音译,意即“代表会议”或“会议”。苏维埃制度是苏联的政治基础,是俄国劳动人民在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政权组织形式。苏维埃在的领导下,不仅可以立法,还可以直接派生行政机构。城市和乡村的最基本生产单位都有苏维埃,列宁称之为“革命政权的萌芽”。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告俄国公民书》庄严宣告:“国家权力全部归苏维埃”。这样,苏维埃成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国成立后,建立的政权也称为“苏维埃”,但其原意已经不明,成了的政府的代名词。

为提高国民知识和道德,过合乎礼仪廉耻的新生活,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中心准则是“礼、仪、廉、耻”。从改造人们的衣食住行入手,具体标准是“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追求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运动有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主持,在全国1300多个县设立了新生活运动分会,成立了总人数达10万人以上的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后发展到40万人以上。新生活运动有控制民众的一面,也在抗战爆发后起到了一些战时服务、救济等作用。

日本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愤怒。然而,美国政府不仅不谴责,反而口口声声说要保持“友好公正的立场”。美国务院甚至宣称,“中日之间的武装冲突给和平和世界进步事业带来严重的打击”,双方应负“共同的责任”,公然偏袒日本侵略者,英国政府也对日本采取姑息、怂恿的绥靖政策。他们妄图利用日本侵略军来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以牺牲中国来换取自己的利益,该行为二战爆发前英法与德国签订《慕尼黑协定》的绥靖态度相似,因此被称为“东方慕尼黑阴谋”。

约瑟夫·史迪威(1883—1946):美国佛罗里达州巴拉特卡市人。1904年西点军校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1926—1929年出任美军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营长、代理参谋长,晋升中校。当时马歇尔任该团副团长、代理团长,两人在此结识。史迪威曾多次来华,会讲中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战,史迪威于1942年晋升中将,并被派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分配美国援华物资负责人等职务,后被晋升为四星上将。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成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1938年7月正式成立。4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为咨询机关,有听取国民政府施政报告、询问、建议之权。但所通过的决议案对国民政府并无强制执行的权力。遴选的参政员大多是员,只有极少数是中国和其他党派的代表。7月,第一届参政会在汉口召开,156名参政员出席了会议。通过了《 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 》等决议案,发表了《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宣言》,并选举了驻会委员。初期,由于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努力,国民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后来由于推行消极抗战政策,逐步丧失其进步作用。抗战胜利后,国民参政会成为的御用工具,终于1948年3月宣告结束。

抗日战争的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台湾民众的一次政治事件。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是,政府接管台湾后,在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在经济上以“接收”名义抢劫台湾企业,建立官僚垄断经济,残酷剥削台湾人民。1947年2月27日,台北发生缉私人员殴打女烟贩并打死一名与之评理的台湾同胞的血案,引起台湾人民的愤怒,成为起义的导火线日,台北人民举行罢市和示威游行,提出惩凶、赔偿、取消专卖局等要求,遭到军警。斗争很快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在台湾大部地区的机关被推翻。一面组织“处理委员会”进行“调查了解”,以欺骗群众,一面急调军队进行血腥。起义最后失败,部分起义领导人逃到香港,于同年11月发起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作为领导台湾人民继续反对统治的政治组织。

日内瓦会议是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1954年2月18日,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会议达成协议,建议在日内瓦召开由中、苏、美、英、法以及有关国家参加的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会议分为两部分,交叉进行。4月26日至6月25日,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日内瓦会议是一次成功的会议。这次会议对新中国来说是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的。通过这次会议,印度支那的战火熄灭了,越南北部完全解放,这就再一次打乱了美国从朝鲜、台湾、印度支那三条战线威胁新中国的战略部署,巩固了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通过这次会议,世界看到了同美国所掌控的安理会形容的的完全相反的新中国形象,看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中国外交风格,看到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看到了在处理国际问题当中新中国的分量。

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党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该决议。该决议对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做出了官方的全面总结;对这一时期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特别是的历史地位,做出了官方的基本评价。该决议和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起,被认为是中国建党以来的两个最为重要、最为权威的内部历史文献,都起到了对有争议的党内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等一系列作用。

(一)相同处:(1)具体就两次国共合作而言,第一次国共合作是由于辛亥革命以后,“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的情况促使国共合作扫除封建障碍。第二次国共合作则是面对日本全面侵华,中国面临亡国的危机,为了共同抗日,解救中华民族危机而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都无法单独完成的但都共同面对的任务而实现合作,这是从国共合作的原因上讲的。

(2)共产国际积极促成,中共的推动下实现。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一起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这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共倡导和制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其中共产国际也出了很大的力帮助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

(3)在国共合作期间都曾发生的摩擦事件,且最后都是发动的破裂统一战线的行动。

(二)不同处:(1)两次合作原因中任务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开展了大革命,进行了北伐,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国民会议运动,扫除封建军阀。而第二次合作主要任务就是反抗日本侵略。

(2)两次合作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第一次是党内合作,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没有自己的武装军事力量及政权。第二次国共合作吸取了第一次的经验教训,掌握了自己的武装军事力量和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政权即陕甘宁边区政权。

(3)中共在领导权问题上态度也有所不同。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中央为了能够维持国共合作,不重视甚至放弃领导权,以退让求团结。抗日时期,中共中央坚持用拳头回复蒋介石的行为,坚持领导权,以斗争求团部。

(一)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标志,是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商办企业的出现。产生的主要途径:第一,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和买办,除了投资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之外,有的也独自投资经营近代企业,创建了一批纯粹由私入经营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成为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二,少数手工工场或手工作坊,通过采用机器生产,走上了发展近代工业的道路。这种情况较少,而且他们的资本很有限。

当时出现的比较出名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上海发昌机器厂、继昌隆巢丝厂、贻来牟机器嬙坊、同文书局、天津自来火公司、通久源轧花厂等。

第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过程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主要不是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生产的阶段而产生的,大部分是在外国资本的入侵后,工场手工业遭到破坏和自然经济加速解体的情况下,由官僚、地主、商人、买办直接投资创办的。第二,工业布局不合理,大部分集中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尤其以上海最多,广州、武汉、天津次之。

第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投资少,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主要集中在投资少、利润高的缫丝、火柴、面粉等轻工业部门和小型采矿业,机器制造业微乎,其产业结构严重失调。

第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遭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发展道路极为艰难。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资金、设备、原料和产品销售方面不同程度地依赖外国资本主义;在企业开办、关税、厘金及专利方面,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与本国封建势力或多或少地保持一定联系。所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以及本国封建主义之间,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又保持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这些特点,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一种反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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